iBanker 之可信賴的顧問

在iBanker告白—梁伯韜中，蔡東豪基本上道出了投行過去20多年從英式merchant banking到美式investment banking的轉變。但出奇地，我認為有一個重要的一環他未有提及 – 這是杜輝廉（Philip Tose）年代的萬國寶通銀行（Citibank，即今日之Citi花旗銀行）。

杜輝廉的信任

在80年代初，梁伯韜在匯豐旗下的投行部門獲多利（Wardley）工作 (獲多利取名自匯豐的前總部Wardley House)。當年萬國寶通並沒有龐大的投行業務。為打入資本市場，萬國寶通到處招兵買馬，重金禮聘投資銀行家。梁伯韜及其上司於是離開了獲多利，加入了萬國寶通。但那個年代，最矚目的一件事還數萬國寶通把杜輝廉工作的維高達（Vickers）及其團隊收歸其下。在70年後期及90年代初，杜輝廉，而非梁伯韜，才是李嘉誠的御用銀行家。

蔡東豪提到李嘉誠對梁伯韜的信任、87年股災、長和系的大型集資計劃及88成立的百富勤。但蔡東豪沒有解析：為何李嘉誠會對梁伯韜有這樣的信任？多年前聽回來的江湖傳聞是，87年股災後，李嘉誠堅持供股共集資，而當時誠哥的御用銀行家杜輝廉極力支持供股按原定的計劃進行。結果，萬國寶通損失慘重，其高層認為香港的業務風險太高，要立即止蝕，並撤出香港的資本市場。杜輝廉及其團隊最後創業，並分別成立了兩家公司。以李嘉誠為首的本地富豪紛紛出資支持，而其中一家就是百富勤。的確，蔡東豪的文章解答了幾個我多年的問題。

“榮智健重出江湖，世人投以懷疑目光，梁伯韜站到最前，押上自己的聲譽，信任是這樣建立的。” - 蔡東豪

蔡東豪說是投行變成一部只注重資本的機器，而且投行不再依賴長期關係。我現在的體會是，在萬國寶通年代也好、百富勤年代也好，杜輝廉及梁伯韜都是把客戶的利益 - 而非公司 – 放在首位。我們知道，百富勤後來因為包銷了印尼公司的債券而導致資不抵債，出現流動性危機。某程度上百富勤的衰敗及萬國寶通包銷長和系的供股十分類似。杜及梁都把資本機器變成了自己的關係，殊不簡單。

梁伯韜站到最前，押上了的不只是自己的聲譽，還有公司的命運及自己的事業。成敗論英雄，杜輝廉在百富勤倒閉之後被高院頒令禁止出任公司董事4年，之後他在金融圈都沒什麼大搞作了。杜押上了自己的聲譽，自己公司的命運及事業,但結果一鋪清袋。

梁伯韜及杜輝廉在87年股災幫李嘉誠收了100億回來，這個人情太大了！蔡東豪在文中提到傳媒報導，李嘉誠“口頭向包銷商承諾，他不會忘記幫過他的人”。對誠哥來說，以一兩億元投一個信得過又大有錢途的團隊實在是太值了！聽聞，梁伯韜私底下還幫李家誠賺了大錢。李嘉誠對梁伯韜信任是這樣建立的。補充一句，蔡東豪沒有說的，是梁伯韜最緊密的客户榮智健也是百富勤的早期客戶及股東之一。

蔡東豪說是投行和客戶的關係變成單單清的情況在金融海嘯後已有慢慢的改變。過去幾年間市場上多了蔡東豪口中的“艇仔”（boutique），如 Moelis 及 Perella Weinberg（Ken Moelis、Joe Perella 、Peter Weinberg及Terry Meguid殊不簡單，但另文再論）。這是因應大投行（bulge bracket）跟客戶有太多潛在的利益衝突的發展。於是，越來越多客戶選擇聘請向相對獨立的“艇仔”作為其中一個交易的顧問。如果交易不需要融資的話，“艇仔”其實可以獨當一面，擔大旗。

雖然內地的發展跟歐美很不同，但我相信未來3年香港的 “艇仔”會有很好的發展。另外一個主因是由於在10月生效的新保薦人制度對保薦人審查上市公司的要求及刑責大有提升。個人認為相對細小靈活的“艇仔”比大投行更能應付新制度的要求及控制風險。因此大投行會把部分工作分配給“艇仔”以減低自己的風險。“艇仔”的生意就不用多說了。

最後，其實我還有一個疑問：長實一直出現在蔡東豪的投行及企業融資事業當中。根據蔡東豪的說法，1987年時，李嘉誠說過:我不會忘記幫過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