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問公司麥肯錫的前日本總裁大前研一曾經批評，日本現在最需要的人才偏偏就是日本教育部官僚下不能培養出來的人才。不論是遠至晚清、近至現在的香港及美國，官僚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人才往往滯後於社會的需要。常常聽到有人說，工作跟念書是兩碼子的事，書讀得好並不代表工作表現出眾。縱然兩者沒有必然關係，但經濟效率高的教育系統應該可以把學業成績高低跟工作（及其他才能）表現概然率提高。同樣，一個失敗的教育體系不但不能為社會培養需要的人才，而且會大大減少整整一代人的發展機會。這樣的事情正正在香港發生。
例如，香港政府在90年代末期雷厲風行地推行母語教育，母語教育政策下畢業的第一批大學生亦應該在2005 年入大學，2008年大學畢業。香港的大學全都是英語教學，不知道是否因此發現學生的英語水平強差人意，促使香港政府改變政策。2009年教學語言政策微調後才再次容許學校選擇教學語言。在這十年間，大學畢業生的整體英語水平如何？身邊在commercial，四大的審計、稅務部門工作的朋友，同時反映初入職的同事英文水平明顯下跌。更有朋友對我說，在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初級審計員的審計底稿英文文法不通，詞不達意，不知所云，要他親自出手改。「改用中文做審計底稿？」試問在大學生當中，有又多少人打中文比打英文快？又有多少人懂得所有審計及會計準則的中文版本？
投資銀行即使出數萬元月薪聘請初級分析員，亦難在本地的大學生中找到心目中理想的人才。我的前上司為英國人，最近他跟面試求職者時，對方竟然要求他減慢說話速度，因為求職者聽不懂其口音 - 這事從沒有發生過。從事企業融資的分析員及投行家要面對大量複雜的法律文件、財務資料及公司的內部文件，亦要跟不同的中介人士、公司部門溝通、協調，當中英文所佔的比重到現在還是極高。如果初級分析員的英文水平低落，因而犯了低級但嚴重的錯誤，即使後來被上級發現，後果亦可以很嚴重。過去數年，能夠入行的本地香港人少之又少，取而代之的是外國留學的海歸，或內地的學生。
因此，對於有抱負要在會計金融發展的同學，千萬不要只靠學校的英文課。額外花多一點時間在英文上，多讀多講多寫。已經投身社會的，則千萬不要放棄學習的機會。因為英文是香港人跟國內優才比拼時，可能是僅有的優勢。而且，國際上首屈一指的英文媒體所報導的資訊及評論分析跟中文報章的水平有明顯的差距。多看如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對提高自己的視野極有裨益。從事投行部門的，一般都會看紐約時報的Deal Book。母語教學做成的迷失十年，誤中的其中一個付車，就是學生的視野。這雖沒有令強者愈強，但弱者就真是弱了，兩者差距拉寬了。
不過，說到跟國內優才比拼，相對於英文，香港大學生要面對更嚴重的問題是普通話，以及對內地特色中文用語的掌握。香港的教育在這方面差不多是空白，令不只是一代人，甚至是兩代人白白錯失了大量機會。
原載在 Education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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