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9日星期日

我英國及美國的同學有不少在香港工作。相比紐約及倫敦,香港不但方便,乾淨,稅率低,而且他們可以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在海外唸書的內地朋友跟香港人一樣,對「自由行」的反社會行為極度反感,所以很多朋友都不願去內地的城市,而希望留在香港,當「港漂」, 呼吸清新的空氣,享受西化的生活方式。只要他們這類人繼續到香港工作,上海、北京根本沒有可能追上香港人才質量。香港依舊可以保住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過,我們一方面要面對英國及美國名牌大學畢業的內地專業人士,另一方面要面對大量工作能力不濟,但平香港人一大截的內地本土大學生。試問香港人有甚麼競爭優勢?十年後,就算香港可以活下去,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會怎樣?我們又可以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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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當林奮強還沒有加入(及狼狽地退出)行政會議時,他創辦的智庫香港黃金50舉辦過多場地區講座。我參加了其中的一場。我記得林奮強當時分析:香港的黃金十年在等候大家。如果香港不做一點東西的話,就會錯過黃金十年。所以,大家要好好把握時機,抓緊機會,否則香港會被新加坡、上海等鄰近城市取代。我認為,很多香港的朋友錯誤地把香港的前途跟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聯繫上了。即使香港有黃金十年,亦不代表香港的大眾會有黃金十年。

於是,在對答的環節,我問他,憑甚麼覺得香港人還有機會?

我已記不清林奮強怎樣回答我。但在我的印象中,他沒有否認我的悲觀,而且不能提出有力的證據,譜出香港人的美好前途。雖然如此,林奮強還是保持樂觀的。

我不能明白他樂觀的來源。信報報導,最近林奮強要宣布結束香港黃金50了。

對香港人的前程這個問題,因對自己有切身影響,過去數年一直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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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先後任職的投資銀行,都已經不太招聘香港人了。有一段不短的時間,我的部門裡只有兩個的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是其中之一個。其他同事,極大部分是中國內地的同胞。有一些畢業於內地名大學,有一些在香港的大學,有些在英美名大學。經理及董事職別的有來自不同國家的洋人,內地的同胞反而很少。

以前無知地以為,投資銀行家非常厲害,又懂得會計金融財務,又懂得財技。我以為,投資銀行的工作難度極高,只有最好的學校中最優秀的學生才可以入行。對於在本地中學畢業在、一個中產家庭長大的我,投資銀行距離自己很遠。後來入行以後才發現是自己「傻逼」(國內用語,即係解傻仔)。投資銀行裡面,並不是所有同事都是一般人想像中的「做雨人投行家」rain maker。投行裡面有「高分低能」 、「低分高能」(非傳統名校畢業亦沒有「關係」,但他們肯定不是香港人)、無心工作的「高分高能」,更有不知所謂的富二代。入行難,我的體會是因為不懂竅門,並不是真的很難。


最重要的竅門是甚麼?

其實沒有甚麼,就是溝通能力,及比一般人懂多一點點common sense,就是如此。溝通能力有多重要?不論你的腦袋有多聰明,除非你有良好的溝通能力,把想法100%表達出來,否則對客戶來說就一點用也沒有。

近年在香港,投資銀行生意增長最快的客戶群肯定是內地客。因為香港過去十多年的普通話教育是完全失敗,投資銀行根本不能在本地的大學生中找到心目中的人才。在很多投行眼裡,香港人的普通話差到連面試的機會亦不會發。這就是因為一個普通話(及連帶的文化差異),香港人就被排除在外。

雖然內地的大學雖然有源源不絕的「普通話人」供應,但能正正常常能用英文溝通,有又common sense 的少得可憐,這亦是內地大學畢業生進投行的最大障礙。過去數年,投行對會說英文及普通話的人的需求才大至連英美一線名大學的內地生也不能滿足,因此投行連「低分高能」的內地同學都殺。另外有些分析員,他們就本著「拿了bonus 就走」的心態,跟本不太care 工作。跟他們工作簡直是痛苦,像照顧小孩多於工作。投行裡面差劣的普通話分析員,大家見到之後都不禁會驚嘆,「唔係搞笑啊嘛?」

就是因為見了那麼多,就更加覺得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如果好好把握的話,機會本應有很多,只有大家白白讓機會溜走了。在論壇上見到很多人花時間進修念書,讀MBA,masters, 文憑、考試,又有多少人是花時間在正真有用,而且要最基本的東西上面?例如,最老掉了牙的,真真正正學會兩文三語,而非花錢買cert?例如,每天/每週看高質量的報紙網站雜誌?但又有多少香港的念商科的大學生,甚至是會計師,是每天看財經報紙、每週看財經雜誌?

其實,迷失了的香港人,最缺乏的是不是踏實苦幹的務實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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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要重投投資銀行的前線部門,我再不能像以往般花大量工餘時間寫作,更不能在公開場合肆無忌憚、全無顧慮地批判自己的見聞。畢竟財經圈子非常細,而且大家都很小氣。

當初寫blog 是受了蔡東豪的影響,有話想說。老土點,我想為香港人做點事。現在,主場新聞結束了。香港黃金50亦宣布結束了。當時想說的話、我最大的感觸,我都說了。The odds are not in my favor,  但現在認輸實在是太早了。

我希望,我的文字曾為大家帶來正面的影響。

香港 – 及香港人 – 你要活下去!


原載在 Education Post: 香港定要活下去 及 續集:重要的竅門

2014年10月17日星期五

會計人才的語言障礙

顧問公司麥肯錫的前日本總裁大前研一曾經批評,日本現在最需要的人才偏偏就是日本教育部官僚下不能培養出來的人才。不論是遠至晚清、近至現在的香港及美國,官僚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人才往往滯後於社會的需要。常常聽到有人說,工作跟念書是兩碼子的事,書讀得好並不代表工作表現出眾。縱然兩者沒有必然關係,但經濟效率高的教育系統應該可以把學業成績高低跟工作(及其他才能)表現概然率提高。同樣,一個失敗的教育體系不但不能為社會培養需要的人才,而且會大大減少整整一代人的發展機會。這樣的事情正正在香港發生。

例如,香港政府在90年代末期雷厲風行地推行母語教育,母語教育政策下畢業的第一批大學生亦應該在2005 年入大學,2008年大學畢業。香港的大學全都是英語教學,不知道是否因此發現學生的英語水平強差人意,促使香港政府改變政策。2009年教學語言政策微調後才再次容許學校選擇教學語言。在這十年間,大學畢業生的整體英語水平如何?身邊在commercial,四大的審計、稅務部門工作的朋友,同時反映初入職的同事英文水平明顯下跌。更有朋友對我說,在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初級審計員的審計底稿英文文法不通,詞不達意,不知所云,要他親自出手改。「改用中文做審計底稿?」試問在大學生當中,有又多少人打中文比打英文快?又有多少人懂得所有審計及會計準則的中文版本?

投資銀行即使出數萬元月薪聘請初級分析員,亦難在本地的大學生中找到心目中理想的人才。我的前上司為英國人,最近他跟面試求職者時,對方竟然要求他減慢說話速度,因為求職者聽不懂其口音 - 這事從沒有發生過。從事企業融資的分析員及投行家要面對大量複雜的法律文件、財務資料及公司的內部文件,亦要跟不同的中介人士、公司部門溝通、協調,當中英文所佔的比重到現在還是極高。如果初級分析員的英文水平低落,因而犯了低級但嚴重的錯誤,即使後來被上級發現,後果亦可以很嚴重。過去數年,能夠入行的本地香港人少之又少,取而代之的是外國留學的海歸,或內地的學生。

因此,對於有抱負要在會計金融發展的同學,千萬不要只靠學校的英文課。額外花多一點時間在英文上,多讀多講多寫。已經投身社會的,則千萬不要放棄學習的機會。因為英文是香港人跟國內優才比拼時,可能是僅有的優勢。而且,國際上首屈一指的英文媒體所報導的資訊及評論分析跟中文報章的水平有明顯的差距。多看如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對提高自己的視野極有裨益。從事投行部門的,一般都會看紐約時報的Deal Book。母語教學做成的迷失十年,誤中的其中一個付車,就是學生的視野。這雖沒有令強者愈強,但弱者就真是弱了,兩者差距拉寬了。

不過,說到跟國內優才比拼,相對於英文,香港大學生要面對更嚴重的問題是普通話,以及對內地特色中文用語的掌握。香港的教育在這方面差不多是空白,令不只是一代人,甚至是兩代人白白錯失了大量機會。


原載在 Education Post。

2014年9月27日星期六

想入Big4?溝通能力不可少!

服務業是的本質是為客戶提供服務的行業。基本上,所有專業都是服務業。跟客戶接觸及溝通是服務業跟製造業的其中一個跟本要求。當客戶的問題越複雜,對專業人士的要求越高,便對專業人士的溝通能力有更高要求。另外,涉及到的事情越嚴重,獲得客戶信任亦更為重要。

對絕大部分人來說,專業人士之所以是專業,是因為他們擁有的專業知識非外人所知。所以,很多人有一個錯覺,認為越成功的專業人士的專業知識越強。亦有很多人有認為,只要有專業知識便可以在其專業中一顯所長。後者在大體上是對的,但近期網民概嘆,為甚麼考畢會計專業試,但上司沒有加薪。這顯得很多人對專業 - 特別是會計業 - 都是一知半解。

當然,專業知識是專業人士的根本,是賴以為生的「工具」。所以,專業人士對自己行業的知識有深度了解是必須的。而且,現在資訊流通,要獲得資訊,學一門學問的成本非常低,亦遠較以前容易。以會計師公會的專業試為例,現在考試人數及合格率一定遠比20年前高。要獲取法律學位亦遠比以前容易 - 這從考進當律師必須考獲的法學專業證書(PCLL)的入學要求越來越高,及取錄率越來越低可以看出。

正因為專業知識越來越普遍,專業知識就越來越不值錢。不過,依舊有大量客戶願意付高昂的費用聘請會計業及法律業的優才。關鍵在哪裡呢?就是他們是否滿能足客戶真正的需要。客戶需要的並不是專業知識 :他們並不想做會計師或律師,要不然他們自己考專業試就是了。要客戶付錢付得開心,最重要是按照他的要求把事情做好,問題解決得妥當 。簡單說就是要做到「worry-free」。客戶真正要的,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只可惜,大量專業人士缺乏溝通能力。溝通能力不只單單只中英文的語法會話寫作,而是綜合的溝通能力,最重要的是了解做到客戶心中所想,並好好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去幫客戶解決問題。

比如說,客戶(現在我也算是)最怕就是在審計師發現了問題,再跟項目團隊的各個人講了一大堆審計跟會計上的問題,但就是不說問題清楚影響有多大,可以怎樣解決。而且,在四大、非四大也好,我遇過的絕大部分香港人會計師都不太會普通話,以為隨便混過去就可以了。但這樣客戶的溝通就大打折扣了,亦難言深度了解客戶的內心所想。

回想我在會計行的經驗,雖然我在 local firm 的時間並不長,但印象最深刻的是 local firm  跟四大比,英文及普通話的要求較低。我記得當年為暑期實習面試,分別在數家 local firm  及四大面試。Local firm  只用廣東話面試,而四大則出盡兩文三語、面試及筆試。坦白說,除了公司專有審計軟件外,在 local firm 及四大實習的工作沒有本質上的分別,四大亦不會特別對會計知識有特別高要求。不過,四大的客戶很多是上市公司、跨國公司及內地的企業。因此,四大自然對兩文三語有較高的要求。

但語言只是溝通最基礎,距離進四大(及其他高薪行業)還有一段距離。怎樣進,下期再續。


原載在 Education Post。

2014年9月16日星期二

會計小混混

早前在討論組裡看到有會計業從業員呻,努力考畢會計師公會的專業試後,老闆完全沒有表示、沒有調整薪金。很多人看到會計業的問題都會感概,是否入錯行了?

很多在職人士都想往上爬,希望更上一層樓,找到一份至少可以賺到首期,買到樓的工作。很多人會選擇讀書,考試,多拿多一張沙紙。不過,如果事業發展不順利,又二話不說的跑去念書考試的話,不論你付出了那麼多,有多麼辛苦,大部分情況下你都會失望而回。

比如說,如果你餘暇的時候花大量時間作長跑鍛煉,過程的確是很辛苦,但你不會因為你身體健康、能輕鬆完成馬拉松,而會要求老闆升職加薪。原因很簡單:除非你是運動員,否則能否完成馬拉松跟你的工作表現無關,你的鍛煉亦不會提升你的工作能力。這跟個人進修是同一道理:學到絕活要跟工作相關,否則你不能期望會升職加薪。

不過,很多人有錯覺,認為自己讀了很多書,付出了很多,老闆就要有「表示」。我認為這是極錯誤的想法。要老闆有表示,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學到的東西對公司有用,能提升個人的生產力及經濟產出。例如,三大顧問公司的分析員 (business analyst) 考獲MBA後,一般可以晉升經理(associate)。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有 MBA,而是因為在 MBA 課程裡面分析員可以學到有用的商業理論、建立人際網絡。

我其中一個在網上常見到的問題是,MBA 課程裡面學到的東西沒有用,認識的人對事業沒有幫助,學費白交了。這個是無知的想法。最初的 MBA 課程設計時主要考慮是商業顧問及投資銀行這兩個最多MBA畢業生會加入行業的需要。例如,最多人認為是沒有用的商業策略及商業案例就是商業顧問每天工作會接觸到的範圍。因此,選擇進修時要知道自己工作上需要什麼,自己想要做什麼,不要人選自己又選。又例如幾年前我在 CFA 的考場碰見幾位非金融行業的朋友,以為考了 CFA 就可以轉行。但他們對金融行業一無所知,我斷言他們考了 CFA 亦沒有機會進投行。遺憾的是,他們沒有一位能完成 CFA 的三級考試,所以我就不能印證自己的看法了。

會計是否入錯行了?跟我同期中途出家在投資銀行混的,除了一兩個律師及個別例子以外,其他人都是 CPA 或曾經在四大待過的。會計行業中學到的東西有沒用、怎樣用,是受制於工作環境及性質,而工作是自己的選擇。如果學能否致用,某程度是自己的責任,不能怪人。


原載在 Education Post。

2014年9月15日星期一

登非洲第一高峰


頂峰的日出,乞力馬扎羅山

位於非洲國家坦桑尼亞的乞力馬扎羅山(Kilimanjaro) 高海拔5,895米,為非洲最高的山峰,比珠穆朗瑪峰的兩個基地營 (Everest Base Camp)還要高數百米。我朋友去年成功登上山峰,凱旋回歸後跟我們分享了路途上的點滴以及鏡頭下的旑旎風光,令我嚮往不已。於是,我跟另一位『行山腳友』二人下定決心,誓要上山峰。

我們花了四個月的時間訓練及準備。我們把每週末行山的時間從4個鐘頭延長至6至7個鐘頭。有多個週末,我們摸黑走進郊野公園,享受著破曉前的寧靜。我們在晨光初露時走到山頂,上山下山,來去數回,到餓了才離去。此外,我亦繼續定期跑步,保持身體強壯。

因為沒有直航機到坦桑尼亞,我們先飛往阿姆斯特丹,再轉機往坦桑尼亞的乞力馬扎羅。小休一晚後,我們便踏上征途,乘車前往Machame Route 的閘口。開始登山的路程。

乞力馬扎羅國家公園Machame Route 閘口,高海拔1600米
登山的主要路徑有多達6條 ,時間長短、旅途的安排可以按照個人的身體狀況、偏好等作調整。我們選擇了的Machame route 6 天的行程。Machame 相對其他路徑辛苦,又要住帳篷,所以又稱為Whiskey Route。相對『容易』的Marangu route 則被戲稱為Coca-Cola Route --- 像可樂,容易入口,老少咸宜。縱然難,網友大都盛讚Machame  風景明媚,而且因每晚留宿的營地海拔大都低於當日的路途 --- 所謂 hike high, sleep low,對適應高山反應極有裨益。亦因此,Machame是最受歡迎的登山路徑,成功率亦較高。

剛開始時我們還在雨林當中

第一晚的營地Machame Camp


第一天的下午,我們到達了海拔2850米高的營地Machame Camp。除了容易累以外,這時我們還沒有明顯感覺到有高山反應。


第二天

清晨醒來,在營地走走。這裡已經可以清楚看到山的頂峰。
頂峰被雲妨

到了大概海拔2900米,看到的植物已經跟地面的很不一樣
陰霾與導遊

在山上陰晴不定,濃霧一飄過來就什麼都看不見了。而且,衣服及背囊都會出倒汗水。圖中的是我們的導遊。要成為Kilimanjaro的導遊必須考獲專業資格及有相當的年資。一個好的導遊非常重要。他為我們定下的pace 非常適合我們。而且,他的小意見對我們適應高山反應極有效。如果不是他,我們可能上不到頂峰。

第二天的路程不算太長,大概走了5個鐘頭,爬升了1000米左右,到達了位於海拔3800米的 Shira Camp。這高度已經超過西藏拉薩的海拔3650米。

Shira Camp -- 我個人最喜歡的營地之一(另一個就是Barranco Camp)


第三天

今天我們要攀過Lava Tower(海拔 4600米)前往Barranco Camp(海拔 3900米)這天的行程的主要目的是樣我們暴露在海拔較高的地方,好讓我們的身體可以慢慢適應含氧量較低的地方。

我們中午到達Lava Tower,並在這裡休息,吃午飯。Lava Tower曾經為火山口,因而得名。
煙霧瀰漫的Lava Tower(塔在上圖的右面)
我在這裡第一次(亦是最後一次)感覺到有明顯的高山反應:胸口悶,心跳加速,感覺到頭重重、頭實實。不過我反應算是輕微了--- 我的友伴從這裡開始便失去了食欲,一下嚥即感到反胃。於未來三天,他近符空著肚攀山,要『辟穀』到三日後下山才開始重拾胃口,才能正常進食。他能夠成功攀頂絕對是憑著堅毅的意志力及決心。

不過要數嚴重的高山反應,必要提路上所聽到的一個故事。

話說到達Lava Tower前的一段路,我們看到了一個石頭堆成堆金字塔。導遊解釋,在多年前,有一個美國人遇上嚴重的高山反應,命喪在這裡。到我們回家後,跟以前到爬過乞力馬扎羅山的朋友說起這事。他跟我說,他們一隊三個人就在這裡『嘔到七彩』,『食幾多,嘔幾多』,只能靠朱古力充飢,一直到落山才可以正常進食。相對他們,我倆是非常幸運了。於是我問他,你們的反應如此大,有否想過會命喪在山上?

『冇』 何解? 『我見另外兩個人情況比我差,但佢地都未死,所以我應該都唔會咁快出事。』點解你唔早D同我講,要我地小心D?  『如果我地都冇死,你地都應該唔會死。』我無語了。

Barrance Camp,明天一大早我們就要攀上Barranco Wall。


第四天

第三晚的整個晚上雷雨交加,吵得根本不能入睡。而且,雨打得連防水的帳篷都滲水了。我們還要擔驚受怕,怕被雷電打中,怕被山泥淹沒,怕被明早爬Barranco Wall會被水冲下來......這驚險的一晚,展開了行程中最驚險的一天。

第四天的主要行程就是爬上Barranco Wall。顧名思義,Barranco Wall就是一塊石牆。要跨過石牆,大部分時間我們只能走在石牆上開鑿出來的『棧道』。棧道只夠一個人 --- 甚至是半個人 --- 走過,不過已經算好了。沒有路的一段,我們只能靠雙手緩慢往上攀爬。而且。因為沒有安全帶,石頭濕又滑,每一個動作大家都要小心翼翼。因為我把相機收起來了,沒有拍到出陡峭的感覺。我這網上隨便找來了一張圖讓大家看看。

Source: http://ewtravel.com/AfricaSafaris/ClimbsAndTreks/images/itins/KiliClimb19.rob.jun07.jpg

我們在牆上亦遇到一些有高山反應、更疲力盡的登山者。因為已經攀到了一半,後面又不斷有登山者『勇進』,要從回頭路回去非常困難。但上去呢,又力有不逮。他們特別辛苦、特別糾結,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我跟同伴都可以安全順利完成,有驚無險。

我們就是這樣爬上去。
爬過了Barranco Wall就是較平的路了。

偉大的挑夫們

在這裡不可不提挑夫們。一個登山者一般會有3 - 4個挑夫負責把帳篷、食物及其他物資帶上山。當地人喜歡把東西都放在頭上頂著,而且一頂就能頂上10-20公斤。連背包,一個挑夫要背負25-35公斤的物質,跟我們一樣要走過難行的山路。相對下,我們只需自帶當天不到10公斤的個人物資,就太舒服了。其實真正偉大的登山者,就是寂寂無聞的他們。

不過,令我倆心有戚戚焉者,是因為他們的裝備衣物非常簡陋,根本不能抵擋風雨。我們的防水風摟(非 Gore-Tex)尚不能防風吹雨打,他們的破外套肯定不行。山上的夜晚寒氣入骨,很難想像他們的夜晚是如其的艱苦。下山後,我們都把外套及一些個人衣物送給他們。另外,中途發現原來外套是Gore-Tex 與否,分別巨大。行山以來從未領略個如此分別。因為只有衣物受潮了就一直會濕下去,只有生火才可以勉強烘乾。



途中見到有趣的植物。我們在大約4000米以下的高度亦常常見到這種植物。

因為我們選擇了較短的6天行程,我們只能夠在海拔3900多米高的Karanga  Camp營地吃午飯及稍作休息。飯後我們便要繼續登山的行程,盡快趕到登頂峰前的最後一站 - -- 又稱為Higher Camp 的Barafu Campsite(4600米高)。之後的路途一直是寸草不生的高山沙漠。到達Barafu Camp時已經不早。

這天及接著的一天是行程最辛苦的兩天。我們希望趕在黎明前到達頂峰,所以要在凌晨出發。我依稀記得吃過飯後已經是八、九點了。因為要花時間收拾行裝,當晚只能睡不到三個小時。又因為高山反應、疲勞的身軀、睡眠不足 (前一晚根本不能入睡)。 醒來時特別難受。在高原地帶,有充足的睡眠特別重要。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我建議選7天的行程。一方面可以多一天適應高山反應,另一方面時間較充裕,可以在Karanga  Camp營地過一個晚,第二天才出發往Barafu Camp。從Barafu Camp出發到頂峰又有大半天時間休息,睡覺。


第五天

小睡三個鐘頭後,我們醒來了。摸黑換好衣服、吃過簡單的小吃後,我們便跟挑夫說再見,踏上征途。Barafu Camp的海拔只4,600米,而頂峰有5,895米高,因此我們要在日出前攀登1,200多米。

夜深的山野,四處都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看到的,只有走在我們前方登山者電筒所發出一點一點的微弱燈光,彷彿幫我們把前路點出來了。這一點一點的光路,異常壯麗。遺憾的是環境太黑,什麼也拍不出來。 這漂亮的圖片,只能印在我的腦海裡面了。

在漆黑一片裡,我們靠的就只有頭上的大燈、手中的電筒及經驗豐富的導遊引路。我聽到的,除了是越漸急促的呼吸聲、心跳聲,就只有凜冽的風聲。心中所想的就只有眼前的一小步而已,別無雜念。我的內心,有數小時停留在這狀態。

這種體驗,畢生難忘。

你可以試試集中精神有多難 --- 例如注視電腦的鍵盤、或水杯,什麼都不要想。對大部分人來說,不出一、二分鐘腦海已經會跑出不同的念頭。你越要壓抑你的心,就越難把不同的奇怪念頭壓下。當你越想靜下來,就越難靜。

當人在進行帶氧運動時,因為腦的氧氣供應減低及內分泌的調整,心特別容易靜下來,壓力越容易消散。我的教授認為,這跟冥想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可能是我喜歡跑步,或一個人去driving range 的緣故吧。不過,在地面的任何活動,跟在山上的寧靜、內心的澄明清澈明相比,差異之大,難以形容。

當然,我不能否定這是純粹因為腦缺氧所產生的幻像。畢竟,在這裡的含氧量只有地面的一半。



在摸黑中走了像永遠也走不完的路一樣,我們一步一步,漸漸走近山頂。不知道過了多久,晨曦初現,我們亦已到了看日出的最佳地點,5739米高的Stella Point。

Stella Point 的晨光第一線。
如煙又如霧的日出,是我看過最漂亮的日出。

Stella Point 只有5739米高。我們還有100米才到頂峰。還要走一個鐘頭的路。
我們看完日出,離開Stella Point,繼續踏上征途,往Uhuru Peak 出發。走了一個鐘頭,再往上爬升了100米,我們便到達了非洲第一峰!立照為存  ---

終於到了非洲第一峰 --- 海拔5895米高的Uhuru Peak 。

到了日出才看到上來的路是如此的壯觀。
因為空氣稀薄,此地不宜久留。我們拍照後便急急離開了。

我們登山後,已經筋疲力竭了。下山的路非常艱苦。因為空氣微薄,幾乎每一步我都會氣促、幾乎每一步都感到心要跳出來。我的朋友已經像半死的樣子,我把energy gel 給了他補充能量。到了半路,我的水已差不喝完了。我的導遊一方面鼓勵我,另一方面分了一半水給我,助我度過難關。

我們經歷了痛苦的三個半鐘頭,終於回到Base Camp。挑夫們已經幫我們準備了豐盛的午餐。我們在High Camp 慶祝,以茶代酒,享受美味的午餐。因為太眼瞓,我們改變計劃,在 Camp睡個覺才再出發。

到達營地,我們吃過晚餐便睡覺了。我們心情異常興奮,久久不能平復。


第六天

因為我們回到海拔較低的地方(大約3000米左右),身體復原得十分快。我們第二朝醒過來已經復原得七七八八了。我們今天的目的地是海拔1600米的Mweka Gate,在閘口乘車回去酒店。下山的路上,我們再次欣賞到乞力馬扎羅山的美、乞力馬扎羅山偉大。

風雪後的乞力馬扎羅山

回望乞力馬扎羅山

走過這一段困難的路,我對生命,對自己,對大自然都有了新的體驗。爬上乞力馬扎羅山是我最艱苦的旅途 --- 單單是走到滿身是汗而六天不能沖涼就已經不好受了。跑馬拉松辛苦,但不能跟乞力馬扎羅山比。馬拉松感覺不孤獨 --- 例如在香港跑馬拉松,四面八方都是人。進入灣仔/銅鑼灣後,更會有途人的鼓勵及掌聲。跑完後,可以回家沖涼。馬拉松近符沒有surprise。 只要有充足的訓練已經大概估計到自己的時間。但在上山前,我們根本不知道會否有高山反應,反應如何。我們沒有可能預測山上的天氣。可以變動的元素太多,太大了。如同事業及際遇,事情會有怎樣的結果,看天多於一切。『萬般皆是命,半點不由人



行山可解煩』,行山的「後悔指數」是零』,蔡東豪在《我仍有山》說得太好。

縱然行山的「後悔指數」是零,但人生總有取捨。這篇文章,本打算發布在《主場新聞》。但因為我把俗世的繁瑣事情排在寫作前,拖了一拖,《主場》已成絕響,亦為我的一件憾事。以往,我可以每週『通山跑』,可以在大街小巷自由自在地跑、有餘暇時間看書寫博客,炒股票賺點錢。如今為了糊口,我再次墮入塵網,繼續投行的迎送生涯。這會否成為憾事?這只有時間才知道。

2014年8月31日星期日

胡定旭案剝繭抽絲

前醫管局主席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遠東主席胡定旭違反審計準則一案終於塵埃落定。胡定旭、安永及另外一名合夥人被判違反專業準則,香港會計師公會對他們作出紀律處分。案中的主角胡定旭被罰停牌兩年,及罰款二十五萬港元。對於一位已經退下來的會計師,是完全沒有阻嚇力。不過,重點不在刑罰的輕重。一如以往,會計師公會的新聞稿隱惡揚善,有意無意隱去了大量細節。有趣的細節都在紀律委員會的判詞裡。

如之前寫過,胡定旭案案情非常簡單,就是胡定旭在1995起當新中港審計師期間,收兩家茶禮,並人贓並獲:他一方面負責審計,另一方面,每月收取10萬元的顧問費負責管理客戶的帳目及控制銀行戶口,違反核數師獨立性這重要的原則及會計師的專業守則。

胡定旭最近接受壹周刊訪問時解釋,這件案對他不公平,原因是不應該用現在 - 或後Enron年代 – 的標準去審批他們20年前所作的審計。壹周刊負責記者或者不是負責金融行業、或不懂英文,或是懶惰,沒有花點時間看判詞。從判詞中可以找到紀律委員會分析為何胡定旭的解釋並不合理 - 核數師獨立性是重要的原則,現在如是,20年前亦然。委員會亦對胡定旭的無知感到驚訝 (surprising)。而且,審判是用上以往的準則 Statements on Auditing Standards,如非現在的  Standards on Auditing。在胡定旭的訪問中,可以看出他不但沒有誠意作一個新的理由,而且非常厚顏。如果該記者好好把握,應該可以打蛇隨棍上,即時問胡先生為甚麼沒有悔意,沒有反思 (lack of introspection)、是否有誠信危機,是否不適合出任公職等等。壹週刊的確是很有娛樂性的讀物,不過認真就輸了,不能有要求。

另外,縱然 Enron 的審計師安達信從客戶身上賺取大額非審計的顧問費用,據我了解但並沒有直接控制 Enron 的賬戶及銀行戶口。而且,用一件臭名遠播的案來為自己說項,就有如學生考試出貓作弊,被抓後詭辯「其他同學也是這樣」一般的無理。胡定旭為四家公司(電能實業、中國農業銀行、粵海投資、中國太平保險)的獨立董事,及一家正在籌備上市的公司的出任獨立董事。各家上市公司均有發表公告,表示知悉胡定旭被罰停牌,但沒有交代為何繼續讓胡定旭出任董事,及他的任命是否合適。原來面臨紀律處分的會計師可以繼續出任香港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可以繼續為小股東監察上市公司,為公司管治出一份力!香港真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

這件案聽來簡單。正在考會計師專業試的同學亦應該能判斷胡定旭違反了守則。不過,會計師公會在新中港清盤後4年才展開調查,而調查亦用了超過6年時間。為甚麼調查需要那麼長時間呢?原來連委員會亦有所不知,只知這應該不關胡定旭他們事 (not attributable to any of the Respondents),但會計師公會亦沒有解釋 (unexplained)。委員會認為拖了這樣長時間是十分令人惋惜 (regrettable) 及極不尋常 (exceptional),而且對自我監管的會計師公會,公眾及會計師本身亦有不妥,而且並非公義的處事方式。

會計師公會的新聞稿對委員會的問題沒有回應,只交代的個人的懲處。會計師公會是否欠公眾及守法的專業會計師們一個交代?


原載在 Education Post。

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

What have I learned from the MBA programme? (Part 2)

In earlier times, an apprenticeship was a much more fashionable way to learn a trade or profession. While the rise of cost-effective and scalable classroom teaching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demise of apprenticeships, the prevalence of internships has proved that on-the-job training is irreplaceable. There is only so much that lectures and readings can achieve: we very often learn a craft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imitation. For example, we learn how to play the piano not by reading a Dummies Guide on it, but by imitating the moves of our instructors. We learn through observation, exposure and practic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business cases are the building blocks of MBA programmes, and inevitably, there are structural voids that come with this mode of education. It is true that all schools have access to the same textbooks and cases. What impressed me most about my business school and professors is how they filled those voids, making an MBA education a holistic and seamless learning experience.

A business case is a reconstruction of a chain of historical ev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bystander. It is all too easy to critique the decision maker with perfect hindsight and perfect data in an air-conditioned classroom. However, we all have emotions and don’t necessarily make the best decisions under stress and uncertainty. Furthermore, our decisions are bound by our position, belief and office politics. These inextricably intertwined forces are so important, and yet very often lacking, in typical business cases. Perhaps some of the issues are too polarising and politically inappropriate for publication. Having guest speakers who are in the know talk about their cases makes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in class.

Guest speakers provide the context and inconvenient truth, and thereby complete the untold story. Through our interactions with them – some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powerful figures in the world – we catch a glimpse of their souls, their fear and their thinking. They are only prepared to reveal their inner feelings when the professors are their good friends; the class is small, professional and smart; and the conversation is off the record. The most powerful assets of senior professors are not their publications, but their rolodex. The most important asset of a great business school is their students, not their facilities.

My visits to C-suite executives and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daily encounters with some highly talented classmates, have exposed me to the many possibilities in life. My friends and I have seen first-hand how highly successful people portray power, exert influence, and evade questions. We challenged them in class, as if they were classmates. Even more entertaining, and somewhat mind-boggling, is seeing the Jekyll and Hyde sides of many career politicians and senior business executives behind closed doors.

We did not like all we saw, but we had a better sense of what actually happens. We drew our own conclusions and learned from them. We have also become accustomed to nasty and provocative personalities, and at ease with senior executive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We have been shown the dynamics and politics of boards of directors, and may even have been assimilated by them. We have become more like them. Maybe this explains the popularity of MBAs among consulting firms, investment bank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staid establishments. Perhaps this also explains why MBAs are not known for being entrepreneurial or innovative. 


Originally posted on Education Post.